非公有制企业本质上也是国有企业 伯乐观点 来源:江南电竞    发布时间:2024-01-06 02:44:24

  很多人都在纠结民企和国企之争,一时间,“国进民退”、“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各种言论在舆论场激起诸多波澜。从9月12日“离场论”的怪论到11月1日“自己人”的强心剂,大音定民心,时代伯乐认为,无论民企和国企,只要是中国管辖地经营的中国出资的企业,都是“国中之企” ,也都是“国有企业”

  事实上,现在的非公有制企业更符合国有企业的属性,本质上就是国有企业,只要照章纳税,国家实质上占有任何一个非公有制企业的控股地位,而且不需要任何出资:如果我们细细追寻企业纳税的比例则发现,在企业照章纳税的情况下,需缴纳16%的增值税、25%的所得税、20%的分红税,估算下来,企业剩余价值中的大约61%(估算)都上交国家。那么本质上,国家在非公有制企业的收益权角度上来讲,已经是第一大股东且控制股权的人,由于国家没有出资而直接分享价值,从这个方面来讲,民企更符合国有企业的属性,因为国家无需向其投入或承担经营亏损责任。因此,凡是注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公有制企业,只要照章纳税,诚信守法,其实都是国有企业。

  前段时间出炉的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我们显而易见,诸多的国外优秀企业,不再仅仅局限在自身的行业与领域,而是作为国家企业走出去,走向世界,代表一国顶配水平在全球竞技舞台上展现肌肉。

  美国苹果公司以2292亿美元的年度营收名列榜单第11位,也是美国500强中最赚钱的公司,苹果已经在美国经济生态链担任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成为美式创新的代名词。

  美国波音公司则以934亿美元的年营收排在第64位,是全球最大的航空航天业公司, 2017年波音公司向全球交付了763架商用飞机,刷新行业记录。

  法国家乐福公司,位列榜单第68名,是大卖场业态的首创者,是欧洲第一大零售商,世界第二大国际化零售连锁集团,现拥有11,000多家营运零售单位,经营事物的规模遍及世界30个国家和地区。

  不妨思考一下,当我们提到苹果、波音、家乐福等优秀的美国企业、法国企业,我们会有意识区分是美国、法国的企业,还是美国、法国的非公有制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呢?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会区分,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代表美国的企业、代表法国的企业,根本不会去区分所谓国有或者非公有制企业。延伸开来,国外去划分Public、Private绝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国企和民企之分,而是上市公众公司与未公开未上市公司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刻意区分国企和私企,而是以上市与否作为划分指标。更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美国的核心军工企业:波音、洛克希德马丁、格鲁曼、雷神等都是非公有制企业!正是这一些企业支撑着美国变成全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

  回到国内,前一段时间以来盛传的“”国进民退”的认知实际是极端错误的,是在有意切割国企与民企,也刻意制造国家与人民的对立面。这些人们之所以会产生错误的结论,还是站的高度太低,无法跳出所有制的立场看到市场经济运行真正重要的命题——如何结合两种所有制的优势,共同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市场公平竞争与社会效益的提升。

  如果我们从社会和国家的方面出发,站在更高的高度,国家支持任何符合国家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并且遵纪守法经营的公司发展壮大,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不论出身。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代表着国家的实力与地位,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智慧,将来发展壮大,则会成为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肌肉的一张靓丽的名片,正如苹果之于美国,家乐福之于法国。因此,何来“国进民退”的担忧呢?

  近日,曹德旺一句“国家培养一个企业家不容易,我要为中国做贡献延迟退休”,戳中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心,家国情怀往往是他们创业的初心与奋斗的动力。

  历史上,很多民族企业与民族企业家都在关键时刻对国家做了重大且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朝的盛宣怀,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有着“中国实业之父”称誉,他在商业意识、经营才干、政治手段以及创办和经营实业取得的成就方面,在当时无法望其项背。他以一手官印,一手算盘,创下多个“第一”,打下近代工商业基础。

  与盛宣怀齐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战乱中设立粥厂、善堂,救济饥饿的百姓和无家可归的人;收敛尸体,发放药品,以避免瘟疫的流行。当年的庆馀堂国药号,在乱世之际以利他精神进行救死扶伤,赢得“北有同仁堂,南有庆馀堂”的美誉。

  “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张謇”,清末状元张謇,一生创办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被毛主席誉为“实业救国的民族工业家”。 张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并且不遗余力推行平民教育,让教育覆盖全社会。

  追溯至抗日战争,中国的民族企业家面对日趋衰落的民族工业,在坚持实业救国的同时,付出了极大的损失与牺牲。

  “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抗战期间,他在大后方创办了久大川厂和永利川厂,推进了大西南建设,支援抗战。去世后,毛主席为其亲笔书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挽联。

  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一生艰苦创业、倾资兴学、忠贞爱国。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后,他先后担任“新加坡筹赈会”和“南侨总会”主席,担负起“领导华侨、抗日救亡”的重任,领导南洋华侨募集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

  而当代实业家也毫不逊色,香港知名实业家,是全香港捐献最多的慈善家,用作慈善的捐款超过150亿港元,为善不问回报。他支援大陆被港英政府视为眼中钉,屡次打压排挤;他鼎力支持祖国改革开放,从广州白天鹅酒店到洛溪大桥;他为祖国体育事业奔波,从暨南大学到体育基金,且内地多所大学伫立着他捐献的英东体育馆。

  不同的时代,同样的情怀。对那些真正的民族企业家而言,时代风云变幻,爱国情怀从来真心不改,这里蕴藏着一种惠国惠民的深沉情愫,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担当。时代伯乐认为,真正有情怀有担当的优秀企业,不管是非公有制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是中国的企业!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在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的这句话意义深远!中国经济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以数字为证,“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2017年底,我国非公有制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公司数。”

  从纳税情况去看,非公有制企业的本质也是国有企业,事实上,还要养活80%的中国人,承担对应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如果我们细细追寻企业纳税的比例则发现,在企业照章纳税的情况下,需缴纳16%的增值税、25%的所得税、20%的分红税,估算下来,企业剩余价值中的大约61%(估算)都要上交国家。那么本质上,国家在非公有制企业的收益权角度已经是第一大股东且是控制股权的人,而且国家无需向其投入资本或承担经营亏损责任,从这个方面上说,民企更符合国有企业的属性。另外,民企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养活中国11亿人口,还缴纳巨额的社保和公积金,主动承担保障员工社会福利的责任。很多企业家成为改革的率先受益者,过了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刻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报社会,为国家稳定和团结做了很大贡献。

  民营企业承担了为国有公司可以提供食物链的职责:从产业链上下游角度,比较民企与国企处在产业链的位置,一些国有企业处于相对竞争不完全的市场,掌握最多社会资源,具有规模经济且享有垄断利润,而民企往往处在食物链的下游,受到现有国有控股企业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而利润下滑,缺乏议价能力,而最近的供给侧改革之所以成功,本质上也是原材料成本上涨,以中下游非公有制企业利润下滑为代价的。而如果下游产业出现重大问题,上游的国企照样将面临食物不够而衰竭,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正是来自于广大的非公有制企业,没有这些数量庞大的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的利润就会面临枯竭。最近,国有企业出现利润不增长或者下滑,就是因为非公有制企业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所导致。

  民营企业承担更多为国家民众提供廉价服务的职能:民企所生产出的产品往往为广泛群众所服务,由于都会存在竞争,提供更多是廉价或者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其价格受到市场的充分检验,价格往往在全球都是最具竞争力,这是中国商品畅销全球的主要的因素,但是国企往往具备一定垄断性,由于种种因素,提供的民生产品的价格有些甚至高于国外,例如油价、移动通信费、航空票价等,并没有完全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国企属性。观察极个别的国企,因缺乏竞争力,盈利艰难,与国家的投入相比,上交的利润相对是薄弱的。

  民营企业的经营压力无比巨大,而消费又在国内,存款在国内,本质上也是苦心为国家的:民企为国民经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且民营企业家所积累下的财富只要不向国外转移,基本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本质上为国家所用。民营企业家所获得的财富除开国内消费的部分,实际也都是社会的,投资与存款再建厂房也都产生国家税收,而存在国内银行的存款,经过银行的市场化调配后,合理流向其他有需求的企业,为国家经济做贡献。而进一步说,民营企业家即使财富再多,也不可能迅速达到“一天吃一头猪”的消耗速度,吃多了反而得三高,不利于健康。事实上,民营企业家是中国最劳累的人群之一,生活状态并不理想,经营压力过大,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等一些青年企业家不幸操劳过度,英年早逝,他们以生命之力在承受创新之重、创业之累。

  从中国的强大来看,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国家的振兴,现在是非公有制企业创造更多的发明创造,是在国家投入不大的情况下创造的:非公有制企业贡献了中国国际发明专利的90%和国内发明专利申请的80%以上,2017年全球国际专利申请(PCT)排名情况,中国有三家企业成功入围TOP10,京东方、华为、中兴,而华为官方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华为每年至少将出售的收益的10%投入研发,未来计划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将达到100-200亿美元,是整个中国科研投入最大的企业,纯粹由企业投入。民企也从根本改变中国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格局,在世界上的科技公司排名中,经常可看到阿里巴巴、华为、腾讯、小米等民企的身影,中国科技领域中不管是独角兽企业还是体量巨大的成熟企业,绝大部分都是非公有制企业;全球化市场之间的竞争激发了民企的创新活力,分析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发现民企投入大量的经费在科学技术创新,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公司研发经费10945亿元,其中民企(不包括有限与股份公司中的私营控股公司)2800亿元,全部非公有制企业超过6000亿元,远超国企和外企。

  从行业角度,站在战略高度上,民企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产业格局,他们往往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当国家需要发展战略新兴起的产业,非公有制企业往往以市场化为导向,坚定拥护并执行,民企是高新技术等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且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军民融合”等重大举措之时,民企中应者云集,主动走出去拥抱竞争。

  不能因为国企的国资出身就认定国企站在道德制高点。国企中不乏部分亏损和经营不善的企业,没有为国家创造应有的利润,反而是国家的负担,成为少数腐败分子的温床,最后变成了国家出资、政府买单,国企创造的收入却落进不法分子的口袋。对这种情况,无论国企民企,我们采取的是“零容忍”。

  这些现象同样有可能存在于民企中。少数民企不乏做“黑心工厂”的举动,不发展实业,反而干了很多偷鸡摸狗、破坏环境、损害人民健康等的勾当。这些违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国家势必格外的重视,大力规范,以维护人民的利益。

  需要说明的是,正如所言,民企的历史上“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对人权和产权进行依法保护,合法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今天的民企国企之争,放在历史中或许只是一个微小的风波,一次螺旋的上升,但对公司对于个人,是信心还是迷茫,这可能会影响着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命运。

  除思想上的混乱,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改革走向胜利的前提。时代伯乐坚信,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人心就是最大的国运!民企和非公有制企业家始终是自己人,所有的民企,与国企一样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是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都是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为祖国的强大而贡献自身力量。祛国家已表态将积极解决民营企业家遇到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民营企业即将迎来国家的改革大礼包。

  那么,后续民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波浪式创新中,迎接“竞争中性”的挑战,在落实竞争中性的情况下,民企如何克服过去野蛮生长过程中的短视行为,提高个人面对规范市场的竞争力,提升自身管理的成熟度,最终实现与国企一起发展,这才是多种所有制的题中之义,有理由相信,无论国企还是民企,最终都将形成自己人的命运共同体,共同经历无数次狂风骤雨,我们始终相信我们依旧在那儿!

  现阶段,民营生存环境相对艰难,即使在就业上,很多优秀的人才现在还不愿意去非公有制企业,认为是为私人老板打工,这种观念还很强,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这是很需要国家帮助的。

  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中面临的信贷环境是远远比国有企业严峻的,由于银行中绝大多数资产掌握在国有控股的银行中,相关的信贷负责人宁可低利率贷给国有企业,而不愿高利率贷给非公有制企业,怕承担政治责任。

  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民营公司能够由国家做必要的注资,这是混改。混改不仅是国有企业吸引非公有制企业,更需要非公有制企业引入国资而进行混改。深圳等地的示范作用很好,这次发生大股东股票质押引起的爆仓,深圳市政府果断出手,为全国做了一个示范。

  有些人担忧非公有制企业做强大了,会影响国家的执政基础,其实,这绝对没必要,因为,只要政权掌握在党的手中,工商牌照是由政府管的,任何企业或者个人违反国家法律和法规,都可以因为情节严重而被吊销牌照或者受到法律的惩罚,同时,企业日常经营也会被国家控制的水电气企业左右,再强大的非公有制企业都不可能有对抗政府的想法和实力。有人会说,纯粹的国有企业更容易履行国家的意志,但事实上,没有哪家非公有制企业敢不听党和国家的,除非这家企业有问题。

  综上所述,非公有制企业无论从收益权,还是对国家的贡献等角度,本质上,都是国家的,都是国有企业。凡是注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只要照章纳税,诚信守法,其实都是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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